雪白血红(发行不久就禁售的禁书)

2015年3月21日4,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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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正隆。本书描述了在解放战争期间从抗战胜利后抢占东北,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这3年的历史。作者为了写这本书,跑遍大江南北,采访了上百参加战争的老兵,花了1年多的时间。与它不止赞扬了林彪高超的军事才能揭露了战争期间长春围城战等人们不知道,更不敢想的事实,语言深沉,给人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编辑出版者称,“作品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力图用鲜明的当代意识和深邃的哲理描写交战双方的复杂命运与斗争的结果”。从1990年第4期开始,《中流》杂志开辟“怎样看待《雪白血红》专栏,共用六期展开论争。《作品与争鸣》也在1991年第2、4期以“《雪白血红》是怎样的书”为题做了“争鸣综述”。在论争中,有读者来信认为,《雪白血红》采取的是“毋庸置疑、不许置辩地将共产党和国民党视若一丘之貉的大有问题的错误舆论导向。”

张正隆(1947年1月1日-),生于铁道工人家庭,中国大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现居住大连64军家属区。因1989年出版《雪白血紅》引起轰动和争议而闻名,该书在1999年被在中国大陆禁止发行。
1969年入伍,军阶中校。

解放战争史的东北部分。
看了个把月,终于啃下来了。这本书被禁,大约是因为太有损中共形象?又或者是,对“永远健康”的林总正面描写太多?
张正隆说《雪白血红》和《枪杆子1949》都是用腿走出来的,是他一个一个的去采访还活着的老兵们唠嗑唠出来的;又说,现在电视上的抗战片,都是脑子里想出来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颠覆中反省,反省中颠覆。
1)、苏联大兵和美国大兵在烧杀抢掠方面,其实没什么区别,甚至在强奸女性方面,比美国大兵更甚。因为根据中国远征军赴滇缅作战的记录,陈纳德发现美国大兵扰民过甚之后,不得不在美军大楼里给他们秘密开设妓院;而欧洲大地上,苏联大兵们所到之处,私生子无数。

2)、早期中共在东北是很艰苦的,逃兵无数,士兵想念家乡是自古皆然的事情,老婆孩子热炕头,当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共当年政治工作之强大;征兵也是坑蒙拐骗加威逼利诱的,刚到东北时并不受当地群众欢迎——绝不像教科书上所言,中共所到之处,民众夹道欢迎。不过中共的政治工作真是强大……这都谁想出来的,太油菜花了。

3)、中共打东北打得极其艰苦,有那么一段时间,高层是脑子很发热的,所以林总给毛腊肉发电报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913后 林总就变成了如汪精卫兄一般鬼一样的人物,于是批他在抗日的时候,在打东北的时候,悲观情绪、投降主义……然而回到中共打东北的时候,历史证明林总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

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凭空来的,尤其是不许调戏妇女这一条,有抗战英雄强奸乡亲家的媳妇,居然老乡听说之后反替人求情的,因为是“抗战英雄”。草,英雄就能强奸你家媳妇啦?不过,当年中共纪律很严,求情也没用,直接枪毙——结果这一条在出版时被删掉了,理由是有辱TG形象,虽然作者原意是为了赞颂中共治军严格。但是……为什么几个以玩女人出名的高层,直到解放后N年才因为反党集团落网呢?

5)、长春之围,真是人间地狱。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你像韩信白起那么牛叉,不给你粮草,你也死翘翘。中共 切断长春供电,整个长春城停在六点半,粮食供给切断,国民党军队开始挖树、拆房甚至挖马路沥青来烧饭。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一切可以送进嘴里的东西,都成了捕杀对象。物价飞涨,最后几块大饼就可以换一个女人。
日军战败前在长春修过圈道,国民党军在圈内,中共军在城外,两军中间的部分叫“卡空”,住着长春百姓。国民党军把长春居民往外赶,中共军把人往内堵,最后国民党军也只有糠秕吃了,遂投降(当时叫起义),投降后国民党军官下的第一条命令是,碰到好菜好饭,别一口气吃太多把人吃坏了。
此时五个月已经过去了,中共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但最终饿死的都是连空投军粮都抢不到的百姓。死亡人数与广岛原子弹差不多,保守的数字是二十万,实际数字不堪想象。

张正隆:抢救历史真相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欢

和平太美好太珍贵了,只是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以为空气原本就该这样没有硝烟和血腥。想想我们的前辈颠簸在战乱中,看看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能多少明白些。我们能够拥有近60年的和平,都源自共和国元年

历史的风沙尘土下埋着怎样的真相?

一位搞历史的朋友对张正隆说:历史就像婊子,谁有权势谁就可以弄它一下!

张正隆不信。20年前,他是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宣传处干事,因为写作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很多人说他说出了真话——战争的残酷无情。

这部书是辽沈战役的一幅全景图。真实的历史到底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一位曾参与撰写某军军史的老人,公认“记忆力特别好”,本人也很自信,写完亲身经历的一场战斗,再去当年战地一看,很多都不是那么回事儿。

怎么办?

张正隆很“轴”,那就用庄稼人的方式来吧,一遍遍翻耕查证。祖辈庄稼人是怎么侍弄庄稼的,他就怎么侍弄稿子。公家批给他6000块钱采访经费,他住5块钱一晚上的店,吃方便面加面包,出门坐公交、驴车,最后一算账,才花了2000多块。一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个亲历战争的老人,做了100多万字笔记。采访一个老人,因为关键,不下30次,每次3个小时左右。最后老人说,“哎呀,小张,没有像你这样跟我采访的,你把我的骨髓都敲出来了。”

在他看来,报告文学和小说不同,得确有其事确有其人,一点都不能假。“比如说写一个人,生活中就得有这个人。住在哪座城市、哪条街、哪个小胡同、哪幢楼、哪层、几号,你按门铃出来就是他。报告文学也有文学性,需要形象,你要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习惯动作是什么,口头禅是什么,必须眼到、手到,前提是脚到。我觉得报告文学是用脚写出来的。”

采访的时候“傻”,写的时候也“傻”。别人把历史当避风港,他却把历史当战场。他跟自己较劲:寻找历史中的新闻、真相。

书是1989年出的,一下轰动全国。

那年,他在海南采访完毕,准备去上海,买不到飞机票,给海南军区的宣传处打电话。一位姓邓的干部接了电话,说没有办法解决,突然又问:你们军区有个人写了《雪白血红》,你认识他吗?张正隆说,我就是呀。那人说,真的?你等着,我去接你喝酒。

有一次在北京出差,他和朋友走进一家小书店。朋友介绍说,这就是《雪白血红》作者。老板一听,又让座又倒茶:“张老师,我做梦也没想到您能到我这小店来。不瞒您说,您的书让我赚了几十万,最多一个月卖过5000册。您是我的‘财神爷’。这样,我这里的书,您喜欢哪本就拿哪本,用麻袋装也行呀,我一分钱不要。”

多年前,广东顺德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告诉记者,这是他最喜欢的书,因为它写出了人性。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杨国强”成了全中国人都知道的名字。

而张正隆这个名字渐渐沉寂,20年过去了,没人知道他在写什么,外界甚至还有一些不着边际的猜想。其实他没闲着,作为部队专职作家,仍在写作,仍在追寻消逝中的历史。

2008年,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出版了,写的是辽沈战役之后,四野大军在林彪指挥下,从华北平原狂飙突进到海南岛的过程。

在教科书里,这段历史大概会用几句席卷中南、摧枯拉朽之类的话来概括。可在张正隆笔下,四野大军从零下40度的东北,来到零上40度的江南,深受水土不服之苦:中暑、打摆子、生疥疮、烂裆、夜盲,许多部队非战斗减员竟有一半。在一次强行军中,一个战士用尽最后的力气冲出队列,拉响手榴弹结果了自己。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痛苦了。

他还是想写出尽可能多的事实。

张正隆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儿子买房他也跟着着急上火,老伴和女儿逛街回来闲聊说,衣服真好啊,就是买不起。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觉得这是在扇自己耳光。

他当了35年的兵。前几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民间有股反日浪潮,他跟儿子说:“别人上街游行啥的,你别扯那个淡,如果再来个‘9·18’什么的,不管什么鬼子,老爸只要能扛动枪,我就去干,你干不干!”

2008年11月他在广州签售《枪杆子:1949》,见到2002年采访过的广州军区的一个老首长。头发花白的老首长是夫人搀扶着来的,最后在椅子上被勤务兵抬走。他已经认不出张正隆了,因为老年痴呆。

采访时老人们经常跟他说,谁谁谁又走了,他心里时不时咯噔一下。现在,大约有一半受访者已经去世了。

“太耽误写东西了!”——这是他的口头禅。除了抽烟、采访、写稿,他没有别的爱好。前两年到点退休,他如释重负:他是个专业作家,除了开会学习,每年固定要去单位值一个月班。一个月能写多少东西!“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这是祖辈庄稼汉传下的家训。他说他要抢救历史。他说自己的身后总有只狼。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像今天的宠物狗一样多。走夜路,最好擎支火把,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狼喜欢从背后偷袭,有时还把前爪搭上人的肩膀。

所以,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狼就会扼住喉咙。老辈人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能快快往前奔。其实,一个身后总跟着狼的人,是不能不累的。

比死在战场上更壮烈的牺牲

人物周刊:很多人看了《雪白血红》以后,被书里描绘的战争的残酷震惊。之前没人这么写过,您为什么这么写?

张正隆:开头我没想写这个东西。我当了一辈子和平兵,对战争、对前辈军人很陌生。小时候看小说、看电影,八路军、解放军一个冲锋上去就解决战斗,很少有人牺牲,甚至一个都不牺牲。

一采访,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东北人有句不文雅的话,说庄稼佬放屁——照直崩。咱就实话实说呗,报告文学不能玩假的。我也害怕啊,问出版社这么写行不行。那时正赶上提倡“透明度”,说没事没事。由于我政治觉悟和文学修养不够,《雪白血红》有缺点,有错误,有遗憾,这是必须说明的。

人物周刊:揭示出战争的真实、残酷,难道不对么?

张正隆:咱就说美国打伊拉克吧。白宫决定打不打,五角大楼研究怎么打,美国大兵就飘洋过海去杀人,也被杀,还有大量无辜平民被杀——残酷不残酷?

战争就是血淋淋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军装备都不如对手。许多人参军后还没有一支枪,还没有学会射击,就投入战斗,伤亡大是自然的。有的战役,平民的伤亡比军人还大。

听山东老八路讲,1944年以后,主力部队与日本鬼子拼刺刀,一对一没问题,甚至一个人对付他几个。日本没多少人,那兵老的能给小的当爹了。可当初侵华日军素质确实好,枪打得准,拼刺刀,有时咱们一个班、一个排对付他一个人都不容易。山东纵队那八路军,开头就是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那枪五花八门,没刺刀,有的打不响,抡起来不如棍子,有的连这样的武器也没有。

有人认为我的战争观有问题,无原则反战,不分正义非正义。由于是第一次驾驭这样宏大的战争题材,这方面的认识确有分寸把握不妥之处,但宏观上应该未出大格。鸦片战争之后,除了军阀混战,我们打仗都是反侵略的、正义的。但不论正义还是不正义,受苦受难的还不都是老百姓吗?内战是蒋介石发动的,毛泽东说不要枪杆子也必须拿起枪杆子。前辈军人用枪杆子反战,我用笔杆子反战。

人物周刊:《枪杆子:1949》文气不够通畅,很多地方不够透彻,为什么会这样?

张正隆:你说得对,删得狠了。

平津战役,42军打下丰台后,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个老头从屋子里跑出来,说净胡说八道,你们的一个长官正在糟蹋我的儿媳妇。马上把房子包围,把人抓住,召开公审大会。那人是个连长,抗战的战斗英雄。老头一听不干了,向部队求情说:这是民族英雄啊,别杀他了。

42军政委批示:枪毙!枪毙!枪毙!

这个东西完全是正面写的,表现我军铁的纪律。如果没有这类事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7项注意“不调戏妇女”就没必要了。可毕竟有损我军形象,删掉了。

这是违纪的例子,还有自杀的例子。

一些人水土不服,病饿交加,自杀了。这时新中国都快成立了,许多老兵,打过多少大仗,九死一生,不怕死,不怕苦,为什么自杀呀?因为世界上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他们遭不起那份罪,也不想拖累部队。夜行军,有个兵从队列里跑出20多米,把怀里的手榴弹拉响了。现在有人事业不顺或是家庭矛盾,就去危害社会,拿无辜的人发泄,开车撞人什么的。这个兵为了不伤及战友,那是用最后一点气力跑出的20多米呀,高尚、高贵,比战场上的牺牲更壮烈,更震撼人心。

你们这年纪觉得自杀没什么,我这把年纪一听自杀,条件反射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这个例子肯定不是,可为什么过去没人写这类事?思来想去,这个例子留下了,有些就删掉了。

人物周刊:这本书2002年就完成了,可今天才出版,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容易?

张正隆:2002年基本就写完了,之后是补充采访,再改写,反复修改。作品是改出来的,修改自己的作品,有时是最难最痛苦的,不容易。但那些采访对象,打江山的老人,也不容易呀。

徐芳春和张实杰,当年都是主力军主力师的主力团长。解放广州,张实杰第一个冲进来,徐芳春第二个,都是山东人,豪爽,快人快语。徐芳春80多岁,肌肉松弛了,讲话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最后一次采访结束,他拄着拐杖,颤巍巍地非送我到大门外不可,说,小张呀,听说你写起东西来不要命,别累坏了,但还得抓紧时间,不然我看不到了。这次来广州,徐芳春去世了。

5年前,采访张实杰时,山东人的大嗓门,让人觉得虎老雄风在。每次他都送出挺远,喊着:小张来呀!这次见面老人一句话没说,目光直呆呆的,认不出我了。这仅仅是自然法则吗?我抱着老人,紧紧握着他的手,心在淌血。

 

年轻人勇闯禁区写林彪
1988年初夏的一天,沈阳军区的作者张正隆来京找我,说:“总政批准撰写解放战争回忆录的长卷,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沈阳军区分工撰写辽沈战役,军区文化部研究决定,让我来担负这一写作任务。”
两年前,解放军出版社要我写林彪传遭到封杀,冤情未了,现在又来了个牛犊闯禁区。我知道,这是解放军出版社另出的新招,以为只写军事斗争, 远离政治事件就不会引火烧身。我对张正隆说:“有冠冕堂皇的官方出面,您的采访绝对通行无阻,不需要来找我。”
张说:“是我们部长的主意,说你能打通关节。”
沈阳军区文化部部长是我的老战友,他知道我采写林彪传受挫,手中肯定有不少知情人的线索。可我心底生疑,沈阳军区有的是经历过战争的文化人,革命战争的征文都参加过,笔下功夫也深厚,他们上马岂不是轻车熟路?为什么偏偏选个没闻过火药味的张正隆,解放战争他才几岁?战争、战乱有多少感受?
 
我和老战友部长通了话,问他,写战史为什么不用“老枪”?部长解释说,我挨家挨户去求过,没人愿意出山,都有后怕。张正隆有红卫兵的冲劲,不识忌讳,更不会心有余悸地瞻前顾后。部长要我相信,这支“新枪”保证能完成军区给他的任务。
经验告诉我,经历过战争的作者,能最真实最充分地展现战场的血与火。文革开始,这批“老枪”被推到第一线参加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横扫舞台上的资封修,十年文革结束,又反过来批判他们的极左,好多人已心灰意冷,坚决表示搁笔洗手。
我理解部长的苦衷。我告诉张正隆,只要你敢往前冲,我会全力支持你,我来安排你在北京的采访活动。
 
我带张正隆走访老军们
从这天开始,我带张正隆访问了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兵老将和林彪女儿林豆豆,还有一大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知情人。张正隆如鱼得水。经过几个月的采访,他满怀激情地对我说:“刘老,我像进了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再也不想出来了。”
我感动了,张正隆像一张白纸开始书写我军的历史,他没有偏见,又怀有激情,上了路肯定会得到收获。
我熟悉张正隆。1981年,我带一批军队作家走访东北边防,来到张正隆所在团,他的宣传股长引荐了他。我读了他一篇写红卫兵到部队经受磨砺的作品,文笔虽稚嫩,却有棱有角。我欣喜不已,决定把他带上和我们一起转悠,让他和军旅作家切磋。由此,我们建立了友谊。
 
张正隆怀有写东北解放战争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边走访边大量地读书。我给他推荐了麦克阿瑟、隆美尔的传记,他不满足,自己上书店买回一捆又一捆的书来给自己“十全大补”。采访没有录音器,全凭耳闻手记,晚上就整理笔记,有人说他一天工作15个小时。正是他没有战争阅历,什么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想打听,连只言片语都会刻进心碑。我看过他的笔记,他善于从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去研究人,判断人。
 
艰苦的劳动,得到了丰收,有人说他是在用脚写作。他确实走了大半个中国,访谈200多人,挨冻、受饿、冷遇都经历过。最让他兴奋不已的是,走进了北京西山军委的档案馆,那里史料又全又多,他抄出了毛泽东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辽沈战役中你来我往的(不少是林毛相互争执的)全部绝密电报(报头上有++++)。构思《雪白血红》时,他几乎是用电报串成了全书的主轴。
我读了他的初稿,发现他文笔大为长进,语汇也生动,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的情节和细节都得到真真切切的表述。一个未闻枪声的战士,像突然变成了一名老兵,全篇几乎挑剔不出多少败笔和漏洞。
特让我感动又吃惊的是,张正隆以他朴素的善恶感情,描绘了我们多年不敢触摸的战争中的人性与残酷。他那横冲直撞的走笔,打破了我们一直恪守的用阶级观点区分战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戒律,对敌我双方反人性的做法,他都一视同仁地进行谴责。
 
他的初稿让我看得心都发紧了!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他花了大篇幅记叙了林彪指挥的“机智”、“果断”、“冷静”和 “稳健”,和林独特的、像拿破仑一样痴迷战争的个性。他是调动了文学手段在真情地刻画,把一个顶天立地的统帅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张正隆走南闯北地采访,看到整个社会十多年来批判林彪的余烬未消,连战争中林彪应有的战功都给以否定。特别是一些秉官方政治结论为天条的作家史家,充分利用了报刊这块“无产阶级的阵地”,把林彪的形象涂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烟墨,说他刚进入东北战场就畏葸不前,当了个逃跑将军;打四平,毛泽东要他打成马德里,他不敢碰硬,不请示中央,私自下令撤退;打锦州有三次动摇,是政委罗荣桓严厉地批评了他,才被迫打的。……污水全泼在林彪身上。
 
胸怀正气的张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红》的自序中愤怒地喊道:“10亿人的泱泱大国,那么多作家、史学家在做什么?”,“一会吹捧”,“一会批判”,“变脸儿的史料可信吗”?“历史像个婊子,唯权势者可以弄它一下!”
我对张正隆钦佩又忧心,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就不怕有人找你算账么?”
“刘老吔”张正隆说“四野的干部战士一谈起他们的林总,没一个说他不好,有的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我天天在受感动,能不记下吗?下笔的时候,我省了又省,删了又删,生怕给编辑部带来麻烦,才留下这些。”
我算了一下,写林彪的文字全书至少要占15%的篇幅,在这个还在清算林彪老账的共和国,书稿肯定要挨棒子胎死腹中。我警告他:“你别以为改革开放了,政治关口是无论如何不会给你松动的。”
“我已经尽力了,再删再砍,就伤筋动骨了,编辑部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了。”
我熟知总政的文宣部门,我叫他们是“文艺战线上的公安部”,他们中的老左就像狙击手,只要有人站出来吆喝一声是“反动的”,一本书就会灰飞烟灭。
 
两年前,军内某作家送来他精心构思的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时期,连队俘获了一名重伤的越南女兵,女兵不吃不喝,又拒绝治疗,宁死不屈,连长要处决,卫生员保住了她,回撤时,背着她行军,一路上呵护她如对自己的战友,女兵感动了,渐渐地生发出朦胧的爱。一天,卫生员醒过来,发现女兵死了,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卫生员的感情像决堤一样崩溃了,他对空鸣了三枪奠祀。之后,遭到逮捕……
 
这篇仅6000字的作品,在编辑部传阅,引发了轰动。有人指责它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的翻版,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人性论文学;有人叫好,说写出了战争中人的情感深度;还有人主张用内参上送。我在想,张正隆这部有角有剌的书,要在党文化哺育下的人群中通过,千百根政治棍子打将下来,绝没有人同情他是个初生牛犊。
我赶紧去找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王伟,我告诫他:“张正隆的书危险系数高,定会遭到官方的和社会的乱棍齐下,你怎么办?”
 
王伟说:“我考虑过,先到外地发行三个月再回到北京上市,封杀了,我们也不会蚀本。”
王伟很天真。《雪白血红》第一版就印刷了93000册。书在外地卖势很好,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王伟眼热了,忙不迭地向北京各个书店投售。
仅几天工夫,厄运来了。
 
党政军要人发话讨伐《雪白血红》
原总参作战部长苏静从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说彭真看了《雪白血红》,气极败坏地把书举在空中抖动,对他的秘书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英明吗?”
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烧,举起手比划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这都是苏静传给我的信息。苏静是老中将,他的上层活动多,消息灵通,我相信他说的。
军事博物馆馆长刘汉中将,给《雪》书列出31条罪状,无论哪一条都能把张正隆定为反革命。
出版社一位领导告诉我,359旅的老兵20多人在京西宾馆聚会,正火气十足地批判《雪白血红》,要解放军出版社派人去接受问责。
 
总政宣传部有人给我透了个更大的信息: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看了,致信刚上任的军委主要领导,说《雪白血红》我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它是一部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军委必须作出严肃处理。
高层的震怒,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已非同小可。王伟主任心急如焚,他邀来《解放军报》文化处的编辑商量对策。我闯去了。军报同仁的意见是,由军报发出篇评论文章,肯定《雪白血红》是一部军事文学难得的好书。它生动地、准确地、客观地揭示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无畏。由于作者是新手,第一次写战争回忆录,不甚了解我军革命文化的传统,缺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敌我,和平民主提得过头了,过多地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性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过当地记述了林彪的指挥艺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我插话:若从学术上说,可能平息不了大家的争议,还可能挫伤读者的认知。是不是找几个辽沈战役的当事人,如胡奇才(纵队司令),贾若瑜(纵队政委),蒲锡文(司令部地图科长)等写些回忆文章,他们都曾在战斗的第一线,所处的地位和角度都好,对广大读者更具有亲和的说服力。军报的两位表示不同意,认为会挑起一场内战,后患难抑。
 
军报评论文章未出炉,沈阳军区三个老红军的指控信送到了军委,总政宣传部已放风要批《雪》书。王伟紧张了,他担心的不止是封杀,还有可能对编辑部进行组织处理。他找来张正隆,要他马上改动原著,提示他:增强人民战争思想的主线;不要偏离我军的“伟大、光荣、正确”;淡化林彪的功绩;删除对我军的黑色描述(如359旅把他们在南泥湾种的鸦片,带到东北做军费开支等)。
陈沂去见新任军委领导,试图挽救作者
正好,陈沂从上海来京,他是总政第一任文化部长,1957年被总政打成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改了22年,复职后到上海出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在电话里召我去见他。
他每次来京,都要从我这里打探些北京的小道传闻。我立即到北海边上海驻京办事处见他,并把《雪白血红》犯了天条的事给他作了详细的汇报。
陈沂说“明天迟浩田(时任总参谋长)请我全家吃饭,我给迟老总说说,要军委手下留情,不要打作者的屁股。”
陈沂又说:“你为什么不让张正隆来上海找我?我事先应该给他写个序就好办多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给他抵挡一阵子。”
我说:“现在真的要靠您了,杨白冰是你的部下,他至少要听听你的说法。”
我说的杨白冰,已是总政主任,解放初期,他还是个西南军区下属的师副政委。
陈沂说:“我这个右派,又大又老,无所顾忌。”
 
第二天,我带张正隆去见陈沂。陈老慷慨激昂,要张正隆不当软骨头,说:“改的不是你的作品,是你的人品。”
他用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切身体会教育张正隆说:“我写的《白山黑水》是在劳改农场零下40度写成的。我把林彪写成了正面人物,他既是东北战场的统帅,又是普通一兵。我把手稿交给了江泽民审查,由中宣部下文后出版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或军委。”
陈最后忠告小张:“你要想当作家,先要学会打官司。”
一天夜间,陈沂从迟浩田那里赴宴归来就和我通了话,说他在饭桌子上刚和迟浩田说了个开头,老伴马楠就干扰他,不让他说下去。马楠在1950年初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长时,当了《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辑,陈沂从右派复职到上海任市委副书记,她出任上海市的文化局长。文艺战场的斗争,他俩都吃尽了苦头,她为陈沂担心,不让陈干预这部书。
陈对自己部下可以说一不二,对自己夫人总是敬畏三分。陈沂告诉我,他有另一条思路,马上去找新任军委领导,让他来为《雪白血红》说话。前些年这位领导在上海时,对他很尊重,他俩关系非常密切。
 
大约五天后的清晨,陈沂要我马上去,说已见过军委领导,满意他的表态中肯。我高兴地去了。一进门,见原总政文化部长徐怀中在座,他也是来听陈传达军委领导的态度的。
 
陈说:“他看了杨尚昆给他的信,认为,如何表现我军的重大战役是件大事,不能一出了问题就挖一锹土把它埋了。这是历史,总政要承担主要责任,不能只让一个作者来负责吧?对作者只是个教育提高的问题,要保护作者。”
 
我一听军委领导有如是的表态,一颗悬浮的心放下来了。徐怀中说:“这本书,编辑在处理上有责任,他们老想去冲撞禁区。只要删除书中对林彪的描写,只需去掉250多个字,恐怕事情就不会这么严重。”
 
徐部长原是昆明军区的七位作家之一,其它六位在自己的作品或言论上冒犯了天条,都成了右派,唯独他的作品,从不在政治上惹事生非。比如他的《她们在播种爱情》,写解放军和藏族同胞军民友情的故事,得到官方和社会的肯定和好评。他对《雪白血红》,能精确地计算出250多个字的失误,说明他在我们党的文学王国是很有政治心力的。
 
总政下令抓捕作者编辑
实际上,事态并未因陈沂居间说项出现转机。陈沂刚离京,总政就开始抓人了。离奇的是,由时任总政副主任李继耐(他分管文宣口)亲自出马,还带上总政军事法院院长,午夜来到解放军出版社,把该书的责任编辑马成翼召到办公室。
李继耐对他宣布,说他编辑的《雪白血红》一书,犯了政治性错误,要他隔离反省。当即由法院院长把马成翼带走。
后来小马告诉我,他被关在总政警卫连的楼上,一日三餐送饭,洗澡时由两个士兵持枪押着进澡堂,大池里的十多个泡澡的被赶走,小马一个人在两支枪下边洗浴边反思。
 
我大惑不解的是,小马是被指派担任此书责任编辑的,对战争生活也是一知半解。他虽是责任编辑,只是给书稿做了些文字修饰。按规定,这部书必须经过“三堂会审”,主任看过,社长看过,都署有“同意”的批示,为什么单单的只抓一个小编辑?
 
与此同时,沈阳军区也接到总政逮人的指令,由军区的副政委带上保卫部长,半夜赶到64军驻地本溪抓捕张正隆。逮捕令是副政委宣布的,由64军收押监护。
 
我在文革中看过造反派抓“叛徒”,抓的是我们军区的三位领导人,他们都是中将衔、大区职,宣布逮捕令是保卫部造反的副部长。这回抓的张正隆,职务是团的报道员,小马是编辑,这样的级别只是军队的芝麻官,即使《雪白血红》被定为政治事故,按常规至多也是个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用相当高级别的领导人出面捕人?难道抓的是钦犯?再说,书稿由出版社策划,经由总政宣传部审过稿的提要批准的,论责任谁的责任更大?
一本书竟引发高层如此声势的闹剧。
 
全军准备声讨《雪白血红》,国际舆论蜂起, 总政只好息鼓放人
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挟持兄长杨尚昆的余威,以文问罪,加大了对这部书的讨伐声势,急令全军上上下下都要批判《雪白血红》的“反动性”。
 
这可忙坏了大区的各级领导。济南军区的政委正在青岛警备区检查工作,得知要批《雪白血红》,跑遍全城的书店,怎么也买不到。他急不可待宣布说,谁转让他一本,愿出300元的代价。
 
武汉军区请示总政,说市面已没有此书出售,望能批准自己印刷发给部队。
南京军区报来印数需5万册,干部人手一册,连队一个班一册。
北京军区认为这是在扩大放毒,批判最好限于中高级干部中进行……
总政不知所从,转而电传全军,通报张正隆的人品,说他当红卫兵后,在公社殴打数名干部,有致伤致残的恶行——让人们知道张正隆是“混进军队的坏人”。
 
就在军委领导制造这一全军恐怖事件的同时,国外媒体高度关注,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无一例外,都为张正隆助阵鸣冤。
军委领导们悟到国际舆论的不利,不得不作出改弦更张的决定。总政主任杨白冰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召开的政工会议上,借机宣布:“《雪白血红》一书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我们还是准备解除对作者张正隆、编辑马成翼的监禁。”
杨白冰点着在座的64军政委说:“我们把张正隆放了,你们64军不要对他有任何歧视。”
 
这位政委会后愤然对我们说:“安排张正隆写书,是沈阳军区决定的,抓张正隆是你们总政下达的命令,放人也是你们说的,我们有什么歧视不歧视的?”
 
抓人放人都由领导人出示口谕,无需法律程序,马成翼关了23天,张正隆关了一个月。释放后,张正隆对他遭受的无情整治没有怨天尤人,仍保持了刻苦的创作作风,拼尽全力写罗荣恒、韩先楚等人的传记。他在政治上“成熟”了,在军事文学的道路上,懂得绕开雷区前行。

 

本书节选

20世纪初,国父孙中山曾悲愤地发问:创造了人类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为甚麽如此屈辱、贫困?

20世纪未,我们是否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

枪炮声向西向南卷去了,留下一片残破的黑土地,雪白血红。

当枪炮声终于在对角线的另一端止息时,德国西部未响一枪,也未发出一声纳粹式的威胁,正悄悄地从失败和破坏的深渊中爬出来。

穿和服的“阿信”,已经在东京开张了一家卖鱼店,为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振兴,迈开了艰难而又坚实的步履。

迫於无奈也好,出自深刻的反省而理智、冷静了也好,沦为三等或四等公民的日本人、西德人和意大利人,在废墟和瓦砾上创造了比胜者更富有、更强大的奇迹。

而人类中有著共同历史的最大的一群人,却仍在东亚大陆上拥来拥去忙於厮杀打斗。先是把本来就贫困落後,又在8年抗战中打得破烂的国家,愈发打得破烂不堪。然後,又把“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⑿,直讲到“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大大,都参加了辩论”⒀。

3年内战,窝里斗得红天血地。

10年“文化大革命”,也不是打“鬼子”,也没去月球上“文攻武卫”。

从出关到进关,共产党人争分夺秒,惜时如金,几乎每个行动都抢到了对手前面。辽沈战役後,国民党估计共产党第二年春天才能进关,最快也得两个月後。共产党人20多天就闯进华北。没有比共产党人更懂得“时间就是军队”了。可同样是恩格斯说的(而且是在同一句话中说的)“时间就是金钱”,近40年後,才首次出现在南国的深圳。

从党派裂痕到“阶级”创伤,时间可以弥合一切。可时间早已不是我们的朋友了,我们早已是“大男大女”中的“大男大女”了。

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向人民许诺:再也不搞“运动”了。

而笔者在四平、长春、锦州等地采访时,一些老人提出个我们好像从未思议过的问题:若再打仗,这疙瘩还能打得那样红天血地吗?

一些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或比“楼上楼下”更高雅的四合院中的老人(这些就是他们当年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理想”吗),则感慨不已:全国解放後,若能像战争年代埋头战争那样搞建设,今天会是啥成色呀!

如果不打这场内战。如果不搞那场“文化大革命”,如果再红天血地打一场。如果再来一次“文攻武卫”的“大革命”。……

我们有大多的“如果”!

我们已经不能再有“如果”!

历史秒针每下都在向我们闪著红灯:球籍!球籍!!球籍!!!

这个世界,每秒锺有3万美元用于制造军人,有1名儿童死於各种本来可以避免的疾病。

人类已经拥有的核武器,可以使人类毁灭几十次。

倘若爆发一场核大战,这个地球将不再是只破球,而是只没有生命的死球。

人类至今未将第三颗原子弹投向自己。而吃过两颗原子弹的,当年大概想也未曾想过要进军美国的日本人,无论将来能否买下美国,这个世界反正和过去是有点不一样了。

用枪炮打进去占领,是侵略,是强盗,是“鬼子”。掏钱去买,用造福於人类的先进产品和技术去攻击,去打开国门和家门,同时也征服人心,是“客商”,是“朋友”,两厢情愿,甚至求之不得。

超级经济大国巨大的财富,使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无所不在。而一些曾以军队和武器“进入”邻国的国家,不但声名狠藉,到头来也未发财致富——这本来曾是一些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之一。

“主办奥运会是一等国家,一等国家的人民是一等人民,⒁南朝鲜人是值得自豪的,也有得炫耀的。不是炫耀武力,而是炫耀经济实力,炫耀财富和金钱。

人类在谋求不战而胜的和平的努力中,正在取得成就。

但是,只要人类还在把最先进的技术用于军备竞赛,战争就在威胁着人类。

伦敦出版的《南方》杂志发出惊人之语:“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是在第三世界开始的。”⒂或因落後而挨打,或因落後而拿著先进的武器骨肉相残。越穷越打仗,越打仗越穷。贫困与战争恶性循环。

(据说,人类自有史以来已经进行了14513次战争,5164年间只有329年是和平的日子,而中国在近百年中发生战争之多,是不是世界之最?)战争也好,“买卖”也好,在这个没有五环旗的球形赛场上,历史对曾经创造了那麽多世界之最的中国提出的挑战,比任同时候和任何国家都严厉,简直就像一份最後通牒。

我们已经把自己折磨得疲惫不堪。

我们已经因挨打受辱而积累了太多的敏感。

像朝鲜人一样,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证明甚麽,最要紧的,是在持家遇日子上拿奖牌。

而这,最要紧的是中国人别再打中国人了!

1986年,我们献给国际和平年一支歌。

让世界充满爱,先让上苍赐给我们的这片土地充满爱。

愿黑土地的雪永远洁白无染!

愿炎黄子孙永远绝战!

豆瓣读书
雪白血红书评
2010-03-03 13:14:52   来自: 弗雷德里希
在MSN和朋友聊天,原来是在说中国历朝历代的“杀人狂魔”诸如黄巢、张献忠之流,却在无意间提到了1948年的长春。那时正值国共鏖战于东北,双方在这片黑土地上血腥厮杀,上百万的大军被投入绞肉机般的战场。但是,这场战祸真正的受害者依旧是生于此,长于此的普通百姓。 自己头一次了解这段历史,还得益于张正隆的《雪白血红》。

1948年6月,东野包围长春,但由于缺乏攻城装备以及避免伤亡的考虑,野战军方面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守城司令郑洞国乃抗战名将,在国军中也是难得的一员战将。但在四平陷落后,也是虎落平阳,无力突围只好守城待变。

起初,国军阻止市民擅自出城降共,但随着围城的持续,城内粮食存量骤减,郑洞国于是同意市民出城觅食。然而,那些逃出城的百姓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会被赶回去。任何人都不得离开长春,哪怕是饥肠辘辘的百姓。原来所谓的“长期围困”不仅仅是困住KMT的部队,而是要从经济、粮食上彻底封锁长春:一粒米不准入城,一个人不准出来。

7月底,长春已告粮尽,蒋电令郑洞国尽速疏散城中百姓,但一批批离开的饥民又被阻拦在围城部队的警戒线前。此时的长春已渐渐变成人间地狱,人们开始搜刮一切食用的东西,从树皮到草根,几乎是挖地三尺只为找到可以充饥之物。大批难民滞留在真空地带之间,进退无门,只能坐以待毙。

9月初,在四野拍发的电报中写道:“.......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

很多奄奄一息的饥民跪在战士的面前求他们放行,很多战士流着泪却不得不执行命令“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整个长春几乎成为一座死城,白骨之城。为了求生,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当时在城内的军统局少将段克文曾回忆:城内的熟肉铺竟然卖起人肉!

围城的战士说:最怕刮风,一刮风,尸臭味十里、八里都熏得人头昏脑涨。那些倒毙的尸体散落在城内外的街道、田野上,尸体肚子的炸裂声在夜里不停地响着。围困至10月,郑洞国在部下的要求下,最终宣布投降,历时近5个月的长春围城宣告结束。由于在此期间,围城部队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以至在军史中有了“兵不血刃取长春”的讲法。

“兵不血刃”啊!

面对这段历史,我无言以对。

根据时任长春市长尚传道的说法称:“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和《中央日报》在战后的报道“尸骨不下十五万具”。段克文则表示:有超过60万人死于这场战祸,因为在围城前,大批周遭的难民也涌入长春,使得城内人口激增。

十万也好,六十万也罢,但无辜百姓的死亡乃是不争的事实。二战期间,列宁格勒遭受德军围困期间,饿死的人数也达到了60余万人,但这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长春围城只有不到5个月的时间,死亡的人数却已如此骇人听闻。

1941年的8月,列宁格勒陷入德军包围,长达880天的保卫战开始了。1944年的8月,弹尽粮绝的衡阳孤军面对日军重兵已死守一月有余。1948年的8月,在围城和守城的军队之间,数以万计的人民在彷徨和饥饿中挣扎。列宁格勒的军民成为了苏联的英雄。精忠报国的衡阳烈士安息于张家山。而那些死在长春灾难的人们啊,你们的灵魂可曾安息?你们的故事可还有人记得?

也如张正隆先生所说的:“死城的累累白骨,应该避而不谈,或是一笔带过吗?”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

目录:

文本目录
自序:历史是什么?
第一部:热点
第01章 今天从昨天走来
第02章 因丰饶而多难的土地
第二部:闯关东
第03章 海陆空并进
第04章 一条对角线
第三部:关东的碰撞
第05章 土八路与洋八路
第06章 国共和合作
第07章 最大的那条边
第四部:且战且退
第08章 “独霸东北”
第09章 “最后一战”
第10章 四平不平
第11章 春之冬
第12章 又一声“撤”之后
第五部:家
第13章 魅力和传力
第14章 打“胡子”
第15章 土八路进行曲
第六部:雪大好个冬
第16章 雨加雪
第17章 热雪
第18章 “黑土地之狐”
第七部:血液是胜利的代价
第19章 血城
第20章 金秋
第21章 红雪
第八部:骚动的大地
第22章 解放
第23章 大练兵
第九部:热点中的热点
第24章 奔袭北宁线
第25章 历史的大手笔
第26章 内战中的内战
第27章 怦然一声
第十部:塔山!塔山!
第28章 “拼命仗”
第29章 西南有条河
第十一部:死城
第30章 不死不生
第31章 “兵不血刃”
第十二部:辽西大喋血
第32章 不治之症
第33章 辽西那窝棚
第十三部:最后一战
第34章 时间不光是军队
第35章 葫芦岛不是“。”
第十四部:中国,几点钟?
第36章 胜与负的10万个为什么?
第37章 今天向明天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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