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第一部 裂变

2013年10月28日2,0820

两千七百年前,华夏民族进入了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谦谦上古贵族君子风的春秋时代落下帷幕,攻掠征伐、尸横遍野的战国时代隆重登场。时为西北边陲蕞尔小国的秦国饱受六国摧残挞伐,而今已在灭国边缘。秦献公身死战场,年纪轻轻的仲公子渠梁(侯勇 饰)在危难时刻即位,他深藏屈辱,在六国夹攻下苟延残喘,发誓变法崛起。秦孝公渠梁广招天下贤能之士,天不亡秦,曾在魏国并不得志的卫鞅(王志飞 饰)辗转来到秦国,并凭借一身才学和对天下局势的清醒认识而得到秦孝公重用。卫鞅在秦国掀起了影响深远且饱受争议的变法,一代强秦由此崛起……
本片根据孙皓晖的同名历史小说的第一部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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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伪马克思主义篡改的历史
来源: 林关亮的日志

中国被篡改扭曲的古代历史

说起中国的历史,狠多人都认为近现代史因为政治因素被篡改了不少,但是狠多人还不知道,同样为了政治需要,中国灿烂悠久的古代史也被残忍无情的篡改扭曲了。关於这些古代历史为何被篡改扭曲自然有他妨碍“新中国”政治统治的因素在里面。
一,中国大历史的篡改
现在的中国大陆教科书按照马列主义的五段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且把春秋和战国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同样古代史和近代史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分界线。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中国历史的段落划分居然是一个连中国历史都不懂得马克思提出的,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找不到关於中国古代历史的任何评述,他的中国古代史水平甚至不如同时期的法国着名作家雨果。
那麼为什么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划分中国历史呢?这就要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说起.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战胜法国,同时兼并了南方诸邦。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接受加冕,成为德意志皇帝。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德意志长达952年的分裂状态,从此,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崛起。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德国还是一个狠多邦国组成的封建制度分裂的国家。马克思生活在封建时代,所以要反封建。
但是在中国早在秦始皇时代就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国家政权。

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此种对於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立足。如果打着马克思本人“反封建”的旗号,实在是荒唐,封建制度早在公元前221就被秦始皇推翻了。於是为了引进马列主义并且让马克思主义可以堂而皇之的“反封建”,只能篡改中国历史,把1911年以前的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统统称为“封建时代”。
大陆教科书在讲封建社会的时候,只讲剥削,帝王统治,但是从来不讲“封建”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诗·商颂·殷武》中的定义是:“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提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在着名的《封建论》中提到“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而且里面对封建制度有着深入的评述。
中国古代历史就是这样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篡改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着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封建制的篡改时说过“何必削足以适履?”
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是远远领先欧洲的,秦始皇之前最大的特徵是君王世袭,官员也世袭,世袭的官员家族就是贵族。但是欧洲直到中世纪还有贵族,那就是他的世代为官的制度造成的,所以欧洲人讲究血统。而中国有科举,不讲究血统也可以为官。可以说秦始皇推翻封建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是秦始皇后远远领先欧洲的这段古代史却被诬蔑为封建的历史糟粕。这是对中国历史对大的篡改扭曲和侮辱。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划分同样被篡改。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划时代的事丄件,他不仅结束了260多年的满清统治,也结束了2000多年的帝制社会。理应是近现代史的分界线。但是大陆教科书却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丄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丄主主义革命的分界,也就是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解。如果大陆的教科书承认了辛亥革命的巨大的划时代历史意义,也就变相承认了中华民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为了在性质相否定中华民国的历史功绩,大陆教科书再一次将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加以篡改。

二。农民起义的美化
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一直把农民起义描绘成反封建反压迫的争议行动,但是你对中国古代历史有所了解,就知道所谓农民起义对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有着多模大的破坏。
汉末的黄巾起义到唐末的黄巢起义,再到清末的太平天国,义和团无不是杀人如麻的血淋淋的社会破坏行为。特别是太平天国,被教科书描绘成防抗满清统治的正义之举。但是殊不知,在太平天国活动的浙江安徽江西等地,人口减少将近一亿。以当时中国人口四亿人为基数,中国死於太平天国统治下的百姓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太平天国鼓励人民互相揭发,狠多人因为和别人有矛盾被无限,不过为是否真的属实,立刻被杀。南京城东王府对面的广丄场上,几乎天天看到杀人,杀人名目繁多,而且洪秀全面恢复了上古时代早就被废除了的酷刑,如车裂,点天灯,挖鼻子,挖眼,腰斩,拨皮,这些不寒而栗的酷刑都被太平天国用来残杀人民。更加恐怖的是,太平天国禁止结婚,拆散家庭。男人住男馆,女人住女馆,一家人没有允许私自见面就会杀头。吃饭到公共食堂,日常用品定额配给。当时在南京的美国记者真实地记录了这残酷的一幕。有人说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成功实践者,但是我认为洪秀全才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而且比列宁要早狠多。

另一个例子就是义和团,
义和团事丄件中,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丄杀事丄件。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丄杀中死亡。
另外,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叁羊,或谓叁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丄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在“受害最烈” 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显然,这义和团根本不是什么仁义之师,而只是一群屠夫。
叁,对外国传教士的恶意丑化
大陆的教科书一直对中国古代的传教士说成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但是这里面有多少传教士的辛苦汗水,甚至为了中国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利玛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叁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狠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藉此来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
汤若望1592年出生在德国科隆的贵族家庭,不远万里来到中国,1623年进入北京。他遵循已故耶稣会先辈、意大利人利马窦(Matteo Ricci)的做法,结交中国士大夫,学习中文和儒家文化,并且利用铸造大炮和天文运算等实用知识在天子脚下谋取立足之地。汤若望主编的阴阳合历的《时宪历》是中国目前仍在使用的农历的基础。他在中国传授科技知识,发展中国的天文技术,最后死在中国,葬在北京。1992年,在汤若望400周年冥诞之际,德国和台湾都发行了纪念邮票。不过,在他长眠的北京,汤若望死后还是被当做帝国主义的侵略者继续蒙受诬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叁人的墓碑终于难逃被砸倒的厄运。
这些传教士为中西交流,西学东渐,做了狠多贡献,但是近代因为要褒扬邪教义和团组织,所以自然要污蔑外国传教士,那些传教士为了文化的交流,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最后死在中国,实际上,他们已经是个中国人了。

四对商鞅个人经历的篡改

《史记》上说,商鞅由魏入秦,因为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秦孝公。景监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阉宦。但是,《裂变》的作者,为了使商鞅的伟大形象无可挑剔,不仅要把景监的阉宦身份隐去,还要把他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裂变》中,景监在秦孝公继位前,已是打了十几年仗的“前军副将”了,而且是他为秦孝公发现了商鞅这样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为秦国变法的主要支持者。总之,商鞅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推荐商鞅的景监也必须完美无缺。

对于商鞅对秦孝公先讲“帝道”,“帝道”讲不通又讲“王道”,“王道”讲不通再讲“霸道”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予以否认。他说商鞅对秦孝公讲“帝道”和“王道”(作者统称为王道),都是为了试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与自己的政见一致;若不一致,他将毅然决然地离开秦国。《史记》上记得很清楚,商鞅在发现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时,对景监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根本弃之不顾。他无非是要把商鞅塑造为一个信念坚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说的“挟三术以钻孝公”的投机者。

变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内,就在渭水边处死囚犯七百余人。这些人具体犯什么法,史载阙如。《裂变》的作者却说,他们都是因为私斗才被处死的。而更为荒唐的是,《裂变》的作者说,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将行刑的时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公战流血不朽!”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声齐吼: ‘私斗耻辱,公战不朽!’”于是,“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公战不朽!’”鉴于死刑犯们均已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商鞅收回不允许家属“活祭”的成命,下令:“临行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这样一来,那些犯案者的家属,“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

制造一个私斗的罪名,来为商鞅的滥杀开脱;还要编一个故事,说那些被处决的人,临刑前都已认罪服法;连罪犯的家属们对商鞅允许他们“活祭”临刑的亲人,都感恩戴德。更有意思的是,《裂变》的作者就此写到,商鞅对那些死刑犯家属的“三叩谢恩”很厌恶,说:“人犯临刑悔悟,教民公战,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卫鞅有何恩可谢?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执法问题上,完全是大公无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为商鞅后来惩制不同政见者作辩护。

《史记》上说,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对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为由,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因为这些人都是反对变法的;这样一来,“秦人皆趋令” 了。钱穆先生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问题。因为按年龄推断,变法实施之初,太子(约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还根本没有能力犯法。《史记》上还说,公子虔后来又因为“犯约”,而被处以劓刑。钱穆先生推断,所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应该是这一次。但这一推断仍是有问题的,兹不论。问题在于,《裂变》的作者在采纳了钱先生的说法之后,竟编造了一个有关太子在封地滥杀无辜的情节。这样一来,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用刑,都是他们罪有应得,而与他们是否反对变法无关,因为“秦法是诛行不诛心”的。不仅如此,《裂变》的作者还将公子虔说成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秦孝公同父异母的哥哥。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为一个执法不论亲疏的人物。

对于商鞅利用自己与魏军主帅公子昂的旧交,骗公子昂前往秦军大营议和,将公子昂俘获,而后对魏军实施偷袭,将其全歼的毫无信义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认,并刻意设计了这样的战争情节:魏军主帅公子昂写信给商鞅,请他到魏军大营议和,决计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时,当场将他擒杀,然后一举击溃秦军;而商鞅则将计就计,引公子昂率军进入伏击圈,明确告诉他自己从来不齿于跟像他这样的人为友。有趣的是,当秦国收复河西,把被俘的公子昂释放回国时,商鞅对公子昂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挚友。卫鞅放你回去,只是因为有你当权,对秦国有好处。记住了?秘密。”篡改历史,还这样“幽默”,实在让人绝倒。

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在逃亡途中,商鞅连住宿都找不到地方。因为,按照新法的规定,旅舍如果容留没有住宿证明的人,是要坐罪的。为此,他不禁感叹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让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国(魏此时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但魏国人拒绝接受他,并不许他借道魏国逃往别的国家。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国,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的徒属和邑兵造反,结果兵败身死,尸首被车裂,而且满门抄斩。对这些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认。在他的笔下,商鞅自始至终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阳,自投罗网,决心以自己的死,来平息那些反对变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够树立起威望,使变法事业得以平稳地继续下去。作者还说,当商鞅被被客栈拒绝留住时,竟仰天大笑,认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丄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实——法令能超越权力,意味着这种法令有无上的权威和深厚的根基。要想废除新法,便等于要将秦国的民心根基与民生框架彻底粉碎。谁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胆量?”在作者的笔下,商鞅已脱胎换骨,从一个投君王所好的战国策士,变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二、对商鞅变法的毫无历史根据的美化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看看《裂变》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美化商鞅变法的。

对于商鞅变法,《裂变》的作者主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实行军功爵制,一是废除井田制。作者认为,变法的这两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一是使原来的奴隶(或称隶农)改变了身份,成为自由民,而且可以凭借军功获得上升的机会;二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富民强国的作用。而实际的情况是,按照这一军功爵制度,战士斩获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有人会因为战功而获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劳动力,必也有人会成为被奴役者。《荀子》上说,在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可见,这种军功爵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功奴役制。商鞅本人,就是这种军功奴役制的绝大受益者。他造反时所用的“徒属”,其中的绝大部分,一定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隶户。

另一方面,由于军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战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取得胜利,耕地和劳动力的封赏就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井田制”固然被废除了(秦国究竟有没有井田制,还是个问题),惟军功奴役制度仍在发展,决不可能出现如《裂变》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情况。即原先的奴隶(隶农)都从变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从新的土地制度中获益最多的阶层。在小说中,作者甚至借一个名叫黑六的农人之口说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亩!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咧。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永作农人的守护大神哪!”作者说:“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指搬进了新村庄),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

实际上,商鞅的变法,无非是步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后尘,把社会生产和组织纳入军事化轨道。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也极大地加深了。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实行了履亩而税的制度(初租禾)。这一制度,就春秋战国的通例而言,就是国家对所有耕地一概征税;而税率的不断提高,则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商鞅所谓的废井田,无非是重新确定亩积,规定人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确定统一的税率,以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税收。但是,“废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颁布了一个缴纳新税种的命令:“初为赋”。商鞅的“初为赋”,按人头或户缴纳。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意思是说,渭河边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赋又来夺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赋,再加上各种军事名目的力役,秦国百姓所受的剥削是非常重的。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后,征发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赋,几十倍于古。他说的,并不全然是商鞅变法时人民所受剥削已经达到的程度,却也足见当时百姓受剥削程度的加深。商鞅变法,大的改革先后两次。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编制户口,实行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二是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实行小家庭制;三是奖励耕织,打击“疲民(懒汉)”,重农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实行军功爵制度,取消贵族的某些特权。这些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国家税收,有利于军事上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司马迁说,这次变法,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这样的变法,问题似乎更大。以上,已指出了军功爵制度的问题。至于抑商,无非是压制私商,而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的盐铁之利大大高于古代。这无疑是国家向人民高价销售铁盐的结果。而强迫人民分家,一经成为风俗,则“民忘六亲,而父子相亲,兄弟相爱,患难相保之风亡矣”!更让人不堪的是,父亲用了儿子的农具,儿子竟自以为是施惠,母亲用了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儿子甚至出言不逊。还有邻里之间的告奸和连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诬告之风和特务政治。 “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逐渐养成的秦地风气。像这样的变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内受益,却一定是贻害无穷。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实行县制,二是“为田开阡陌封疆”。实行县制,其实就是在国家控制方面,实行集权和官僚化统治。这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而“为田开阡陌封疆”,就是《裂变》的作者所强调的“废井田”,它的实际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根据上述的讨论,可知到了第二次变法时,所谓“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的情况,都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不复存在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引用太史公的这一记载时,把“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这几个字统统删掉,恐怕也是觉得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地人民总的生活状况。

《裂变》的作者,还设计了商鞅临刑时的场景。只见那刑场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着:“商君万岁!新法万岁!”让人觉得,商鞅简直就是一个人民领袖。就在这样的群情激荡的气氛中,商、於十三个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属十三个县的县令带领下,抬着祭品,拿着乐器,在行刑台前跪成一圈,举行了“活祭”商鞅进行的仪式。他们甚至在祭奠商鞅时,举起了刻有“万古法圣”的刻木铜字的匾。刑场上,有万千人为商鞅送行。送行的人中,居然还有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这样的高官,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灭,佑我万民;商君商君,三生为神;万古不朽,刻石我心。”这样的颂歌,传遍了刑场。

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一个为秦朝制定严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赋予“万古法圣”的尊号,还被赞誉为“法圣天神”,而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轻罪而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所以,连弃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在这样的“法制”之下,人们只能是动辄得罪。这样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会逼人无所不为。

三、过把瘾就好?

秦末天下反秦起义时,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就是“天下苦秦久矣”。这个“久矣”,当然不仅是指秦统一之后,也是指秦的整个统一过程。这样的指责,当然有它的不公之处。列国争霸,天下的人民尽受其害,怎么可以都归罪于秦呢。然而,秦是当时各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部战争机器,因此能从战争中掠夺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而它的暴政,给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是最为深重的。

但是,秦的统一是短命的。大一统对于秦来说,不过是“过把瘾就死”。兼并战争打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能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来继续维持。而当统一完成,要想以种种制度上的施为,来维持这样的统一时,秦朝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反秦起义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刘邦、项梁、项羽、张良、张耳、陈馀、英布、彭越等,都是“盗贼”。他们或出没于深山大泽,或藏匿于闾巷民间,秦朝的军队却拿他们毫无办法,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似乎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在秦朝东郡,有人在一块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却因为查不出个究竟,秦始皇竟下令将住在那块陨石附近的“黔首”一概杀了。可见,大一统之下,法家的那一套严刑峻法,虽说很强势,其实也很无能。

秦朝的统一,在大的方面做了很多便于统治的文章,耗尽了天下的人力和物力;而一点小事,仍足以使它崩溃。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起因,不过就是因为戍卒不能按期到达服役地点这样的小事,却要被判处死刑而引起的。把国家改造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对掠夺他国的土地和人民,以及灭人之国虽或许有用,但对于治理天下就完全不够用了。那个时候的战争,说到底,就是君主与君主之间的战争。占据了人家的国土,俘获了人家的君王,这个国家就算是消灭了。但是,要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再强大的战争机器都是无用的。所以,只看到秦的“大一统”,而看不到它的“短命而亡”;欣赏它的“过把瘾”,却无视它的“就死”,觉得“过把瘾就好”,那真是太可悲了。

在某种程度上,商鞅的变法,当他把秦国成功地改造为一部战争机器时,秦国的扩张性,其实已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战国时期的各大国,在这种扩张性方面,虽不及秦国来得强烈,性质上也是相同的。秦最终灭掉六国而统一天下,无非是它在军事扩张能力上强于六国。这样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战胜敌国,却并不利于维持统一。研究秦朝的历史,不能只强调它的“大一统”而“过把瘾”,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而“就死”。明朝刘基把自秦以来的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概括为 “以力聚之”,说它犹如 “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不能因为自秦以来中国有两千年的“秦政”,就觉得秦朝的统一有多么的了不起。两千多年来,人们总结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不总也要大讲秦亡的教训吗?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有三代的模式,也有秦的模式。就总体而言,统一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趋势,但采取怎样的方式更有利于统一,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问题。比较而言,后来汉朝的大一统,较之秦朝的,就要巩固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吸取了秦亡的教训,特别是吸取了秦朝的“网密而刑虐”的教训。但是,就是这种“过把瘾就好”的感觉,竟使《裂变》的作者,对秦的统一推崇备至,把对商鞅其人和商鞅变法都说得无比完美。这样的讴歌,如果是基于历史事实,或可以认为是历史观的不同,而另当别论。可惜的是,作者完全是用“虚构的事实”,来赞扬商鞅及其变法的;所根据的是没有商鞅变法,就不会有秦的统一这样的推论。而更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只有秦国才适合于商鞅变法。作者因此认为,在“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华夏文明历经了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在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所以,我们“还得感谢大秦帝国,我们那伟大原生文明的创造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要说明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推论,就可以达到的。文学的表现,若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一统”,就认为商鞅及其变法,一切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而把真的说成是假的,用虚构的故事,来掩盖真实的历史,把“过把瘾就死”,变成“过把瘾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文学的虚构不是虚假,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和感人的力量。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在篡改历史,也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纵观中国的古代历史,为了所谓新中国的统治需要已经被篡改扭曲的不成的样子了,国学大师钱穆在巨着《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道,一切篡改诬蔑以往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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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都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制度的演进即在这种历史丑化扭曲中变得扑朔迷离。 中国人何时才能认清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这需要一个狠长的过程。但是中国人一定会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一起企图掩盖历史原貌的行为都是徒劳的
大秦帝国:第一部 裂变      密码:2s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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